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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立法也要搞一些“小快靈”

      文章來源:學習時報 發布時間:2021年08月03日 打印本頁 關閉 【字體:

         “要研究豐富立法形式,可以搞一些‘大塊頭’,也要搞一些‘小快靈’,增強立法的針對性、適用性、可操作性。”習近平總書記用“大塊頭”與“小快靈”的語言形象描述了兩種不同的立法形式。相對于立法結構完整、調整內容廣泛的“大塊頭”立法,“小快靈”立法的立法形式簡單,立法難度低,立法速度快,并能有效提高立法的針對性、適用性、可操作性。

      堅持問題導向,精準立法。問題導向要求以解決問題為根本,多做解決問題所需要的,少做與問題關聯不大的,不做與問題無關的。在立法中,問題導向要求立法項目要準,要準確對應實踐中出現的問題;規則設計要科學,要能有效破解對應的問題。針對問題立法,不但要找準問題“面”,還要找準癥結“點”。通過總結執行法律法規過程中的阻礙、空白、爭議等“頑疾”,從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、意見集中的問題、矛盾突出的問題入手,把握住制約發展的關鍵環節,深挖根源、找準癥結、對癥下藥。通過建立健全體制機制、科學設計制度措施,使立法成為公平分配社會利益、調整社會關系和處理社會矛盾的公器,反映人民意志、得到人民擁護,進而保證法律的有效實施。精準立法,要求立法方向要把準,立法位階要定準,立法問題要找準,法規內容要精細,立法實務要精密。“小快靈”式立法正是以解決問題為目標,選取小切口,針對具體問題設計精準規范,靶向效應更加明顯。

      化繁為簡,針對重點問題立法。當前,新技術、新業態大量涌現,新矛盾、新問題不斷產生,迫切需要加快立法步伐,立有針對性、適用性、可操作性的法,以解決眼下迫切的問題。這就要求化繁為簡,把握主要矛盾,有重點地解決問題。新時代立法任務日益繁重,越是復雜的立法要求,越要簡易思維尋找簡便易行、彰顯實效的工作方法。當前,人民群眾的立法需求呈現出具體化、微觀化的變化趨勢,雖然有上位法和各級政策的保障,但由于細化設計不足,有的制度得不到有效實施,需要更加具體、更加具有操作性的法律法規。這就要求一些立法項目特別是地方立法涵蓋范圍不能過大,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,而要穩扎穩打,循序漸進,抓住立法的重點領域,并以重點領域的重點問題為導向,錨定問題中的重點難點,設計精準有效的法律法規,達到點對點靶向治療的目標。“小快靈”立法可以采用簡易立法體例,選取矛盾的一個小切口,選取急需解決的一個或幾個重點問題,開展單項立法,有幾條立幾條,管用幾條制定幾條,這能夠有效降低立法難度,加快立法速度,提升立法效果。雖然“小快靈”式立法不能涵蓋整體,但著眼微觀,能夠有效處理具體矛盾。

      從實際出發,因地制宜立法。“小快靈”立法的一個體現就是地方立法的豐富,即從實際出發,創造性地確立適宜的立法體例,針對各地亟待解決的問題設計規則。我國幅員遼闊,地區差別很大,國家層面的法律法規往往不能滿足地方差別化治理的需要,地方治理迫切需要更加細化的制度安排,以及能夠及時回應新訴求的法律規范。這就要求地方立法要根據具體情況,因地制宜地設計出解決問題的制度方案,實現科學的、高質量立法,使地方立法務實、管用,做到“不抵觸、有特色、可操作”。立法法規定,立法應當從實際出發,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。法規是否準確把握了當前的主要矛盾和突出問題,是否與社會實際狀況、人民群眾的迫切需要、政府管理的重點等相吻合,是衡量法規項目必要性和急需性的重要標準。這就要求地方立法要立足本地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,處理好一般與特殊的關系,將立法重點放在本地特有的、實踐中矛盾較突出的問題上。對上位法已規定的、實踐中爭議較少的可以不再涉及,做到有的放矢、言之有物。

      提高效率,高質量立法。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,習近平總書記提出:“要完善法治建設規劃,提高立法工作質量和效率。”立法效率與立法質量一并成為各級立法工作的要求和標準,立法進入提質提速提效的快車道。立法效率主要是通過立法效果與立法成本的比例,來評估立法目的實現程度。它強調以最小的立法成本獲取最大的立法收益。影響立法效率的因素包括立法成本、立法效益、立法數量、立法質量和立法需求等方面。高效率的立法就是立法資源消耗少、經濟效益社會效益明顯、法律供給與法律需求相匹配,并能被普遍遵守的法律。“小快靈”立法反映了此種效率要求,這種立法形式立法切口往往較小、立法項目的范圍也較小,所以立法速度快,可操作性一般也較強。

      我國現代化建設需要更精準、更及時的法律供給,雖然我國法律法規的數量已經十分可觀,但從結構上看,宏觀性立法供給充足,但針對社會最新出現的社會矛盾、可操作的、創新性立法則相對短缺。“小快靈”式立法避開了“大塊頭”式立法的供需矛盾,立足于微觀規范供給不足的現實狀況,以小視角、小體量、靈活快速的立法形式,聚焦問題,強化操作與執行,以低成本、高效益及數量優勢,有利于實現立法的合法性、合理性、科學性、可操作性以及協調性。(任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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